从海关黄龙旗到大龙邮票

栏目：每日新闻 时间：2004年12月15日20:32

拜读了张耀华先生《大龙邮票设计者初探》，感到振奋和激动——因我近期也是正在埋头研究这个困扰邮坛百年之久的“中国之谜”。张先生旁搜远绍，拨开迷雾，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使我深受启迪。张先生初步认定，大龙邮票的设计者是法国人德•拉•律。我认为，在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史料来看，这为进一步探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  　　我不揣浅陋，试作狗尾续貂，讨教于张先生及各位先进。  　　洋籍雇员的“中国化”  　　为了说明外国人也能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邮票图案，张先生指出：“自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五口对外通商，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尤其控制海关、海务、邮政实权的外国人，只有深入学习中国语言、历史、风俗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许多人成了‘中国通’。”这是有充分的史实根据的。  　　据史籍记载，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就是一个“中国通”，而他的继任者赫德更是远胜于他。《赫德日记》的编纂者在书中评介说：“赫德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所达到的兼具二元文化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他已中国化了。这就是说，他已学会如何按中国的方式行事和参与中国的公事议论。……这些规范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的特有组成部分，包括文字修养、合适的礼节和思想上的顺从。”（第419页）1854年10月，赫德从上海来到宁波，就埋头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化。他跟中国老师学《四书五经》，他品读《红楼梦》，他甚至学宁波土话。1855年6月英国领事馆对他给予很高评价：“……赫德先生在汉语方面有了非常令人满意的进步，他以一个真正学生的毅力投身于该语言的学习。”  　　赫德接任海关总税务司后，1864年向下属发表的通令中，就特别强调外国雇员“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中文上”，号召洋员“人人都学会中文”。1869年11月他又发出通令，强调“学习中文的人对中国的国民性一定可以做出一种较正确的估计，对于他们在中国政府下所处的地位以及为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一定可以做出一种较正确的评价。”  　　从《赫德日记》可以看到赫德是身体力行的，在宁波时，他尝试写文章描写中国风土人情，一篇写了宁波风貌，一篇写宁波的妓院与天主教堂，还有一篇是绘声绘色描述了宁波人的婚礼程序与场面。其文章的中国风格已显露出来。  　　在赫德的大力倡导和敦促下，海关的洋员普遍注意努力使自己“中国化”。在《费拉尔手稿》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邮政总办葛显礼在考虑邮票上的面值货币单位时，就否决“不合乎中国语言习惯”的“仙”或“先是”，决定采用“分”和“角”；在考虑邮资明信片的发行量时，他估计到当时“中国人宁愿寄信也不用明信片”；在审查费拉尔的邮票设计图时，他让费拉尔模仿“我这里一个瓷花瓶上的样式”，并对图案的花卉仔细一一作了筛选以深化寓意（如“可用万年青代替牡丹”、“最好用帆船图案，用古塔代替灯塔”等）。而费拉尔也不敢疏忽怠慢，他设计蟠龙邮票时，强调“设计图是典型中国式的”。在设计首枚邮资明信片时，又特别指出“这个明信片是地道的中国式的”。  　　洋籍雇员中不乏对龙文化有较深刻理解的人——绵加义1922年2月在上海邮票会讲及大龙邮票的图案时，用了400多字去阐释龙的传说、龙的造型、龙的寓意；又以“工部大龙”和“海关大龙”的造像细加对比。从附图1、2可以看到，“工部大龙”是粗糙、刻板和简单化的，完全没有“中国龙”的神韵，而“海关大龙”则生动得多。这不一定要中国人才能画得出。 　　海关的“黄龙旗”  　　张先生估计：“法国人德•拉•律运用当时已普遍存在的‘云龙’画作为大龙邮票的主图”，提到了海关的“黄底青色云龙旗”。  　　在《中国海关密档》第53页注释③中就介绍了黄龙旗的来龙去脉——  　　1862年李泰国为中国购买小舰队时，总理衙门曾决定舰上悬挂黄龙旗，作为中国的官旗。1873年3月18日（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日），总理衙门又批准以黄龙旗作为海关船只的标志旗作三角形，正黄色上镶蓝色龙图案。1889年，赫德将三角形龙旗改为长方形，图案不变。辛亥革命后废黄龙旗，代之以中华民国的五色旗。  　　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对此事作了详述：“……中国在那时是没有国旗的；它所知道的仅有的国旗是臣仆国家（按：指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使节们在进贡时所用的，帝国本身却不需要区别它自己的国徽。然而奉命去镇压‘叛变’和海面劫掠的兵船必须悬挂一面国旗，那么，西方列强的船只才可以认识这些兵船的合法权利。因此，李泰国迫不得已，只好设计一面国旗来派这个用场。他建议采用一面绿地、有两个交叉着的黄条的旗子作为中国的国旗”。李泰国解释说：“其所以选用绿色者乃用其罕为欧洲列强采用，故不致与任何其他国家之旗帜混淆。”他的“设计”被清廷否决了。马士继续说：“在这个问题提请北京去考虑之后，恭亲王（1862年10月22日）通知外国公使说，一面三角形的黄旗，上面绘着一条龙的，已经被用作‘中国的官旗’，所以一切中国兵船都悬挂这面旗”。至1873年3月才成为海关关旗，故1874年8月7日金登干专门致函赫德，谈到订制“海关关旗”问题（《中国海关密档》第110页）。  　　大清王朝竟然没有自己的国旗、国徽，被洋炮轰开了国门之后逼于无奈才有了“中国的官旗”！这官旗底色，用王室专用的明黄色，龙倒是腾跃喷珠的一派威势！以龙作为中国的徽志是古已有之，何况，这“黄龙旗”诞生比“工部大龙”还早了几年哩！  　　周炜良《上海工部书信馆大龙邮票》中说，“无可讳言，上海书信馆发行的上海工部大龙邮票（以下简易称：上海大龙邮票），是中国最早发行之邮资邮票，而非中国海关大龙邮票。将这两种大龙票排放在一起，粗眼看过，图案看来是十分相似，因此有人认为上海大龙与海关大龙邮票，极有可能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所设计，要不然，便是设计者受到先前上海大龙邮票的设计概念之感染，才会有后来海关大龙邮票的设计创作图。这些疑点，直到上海大龙票的先进者宋希尔（W•B•Thomhill）与约翰•勒夫（John•N•Luff)的研究，亦未有确切的答案。”  　　这恐怕是“粗眼看过”所误——如果细心对比，“工部大龙”与“海关大龙”只有一个相似点，就是采用了“九宫格式”的布局！至于图案主角——龙，二者的造型、笔法、气势相差甚远，完全谈不上“出自同一人手笔”！  　　是否中国技工画龙就一定比洋人好呢？不一定。《费拉尔手稿》中谈到蟠龙邮票的设计时，葛显礼向赫德汇报说：“描绘甚至临摹野天鹅（按：应为大雁）都需要一位专门家进行，虽已请几个当地画家试过，到目前为止图稿都不令人满意。在这（按：指中国）有钱也找不到设计（邮票）图稿的人，但在日本有一个画鸟专家愿为50分邮票设计图稿。”此话是在距“大龙邮票”诞生的1878年以后18年——1896年说的。足见在洋人把持下，当时根本就没有培养过中国人当邮票设计者。  　　《大龙邮票与清代邮史》一书，刊出了当时由德•拉•律公司设计并提供的象图、宝塔图、云龙图的黑色和彩色印样。该书在谈到“大龙邮票的试印”时说：“海关邮政第一次发行的邮票，确定以‘江山云龙’图案印行，与前未采用的龙图样票基本相同，只做了细微变动，并将原来拟印之邮票面值，调整为一分银、三分银、五分银三种”。（第17页）  　　这就印证了《中国海关密档》第623页的注释⑦：“……赫德为此函询金登干。金向英国专门从事邮政的德•拉•律征求意见。后来赫德采纳了德•拉•律的方案，印制了第一枚中国邮票”。这不是历史推论，而是历史事实！  　　一系列史实清晰地表明，正如张耀华先生的论定：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设计者是法国人德•拉•律。  　　看来，“中国之谜”有望找到确切的“谜底”了。

来源:集邮博览 作者：黄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