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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邮票”及实寄品不是私人邮政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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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每日新闻 时间:2004年7月1日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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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抱犊崮“土匪邮票”,最早见于1926年3月1日《邮乘》的“趣味”栏中。这则消息提供给读者两个信息:一是制作者为办理临城救济事件的外交团;二是“取笑娱乐”之品;三是无任何邮政效用,也未经邮政当局承认。同年9月1日《邮乘》上又刊登了《抱犊崮匪邮之真相》,作者正是其制作者卡尔·克劳。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土匪邮票”的出笼经过以及实际使用情况。而海内外集邮界对“土匪邮票”的认识也比较一致。
1997年12期《集邮》上刊登了山东张孝堂的《为抱犊崮“土匪邮票”正名》,主要为当时“临城劫车案”的组织者孙美瑶领导“山东建国自治军”平反,说明这是一支北方农民革命队伍。这支队伍以及“临城劫车案”这一历史事件在1926年12月,在有毛泽东、李维汉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主持的湖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里,被评价为“与封建统治阶级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事例。实际上,张孝堂先生只是为“土匪”正名,而没有为“土匪邮票”正名。
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为“土匪邮票”正名,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邮票!1998年第5期《集邮》上刊登了《关于“抱犊崮为土匪邮票正名”的问题》,这篇文章对当年卡尔·克劳的文章进行了重新翻译,并对“土匪邮票”做了评判;同时,对把这种“趣味品”视作珍品的现象委婉地进行了批评。这篇文章,可以称得上是这个领域研究的“定论”性作品。
抱犊崮“土匪邮票”既不是邮票也不是私人收费票
关于抱犊崮“土匪邮票”不是邮票,目前似已无异议,无须多费口舌。可它是不是像上述文章中所说的是“私人收费票”呢?卡尔·克劳在他的《抱犊崮土匪邮票的真相》中指出:“我们把全部邮票送给被掳的旅客,并且附去故意开玩笑的信,告诉他们:免费寄信已经过时,以后寄信都要贴邮票了。换句话说,这封信和邮票,都是游戏之作,能够在吃饱饭之后开开玩笑而已。”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所谓的“邮票”是“送”给旅客的,并不“收费”;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私人收费票”!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一种具有某种历史事件纪念意义的“标签”而已。如果说它有邮政意义,也最多类似一个“非正式”的“航空标签”的作用而已,可贴可不贴;与其说它有邮政意义,倒不如说它有“专题”信息意义。
抱犊崮“土匪邮票”封片不是私人邮政的产物
卡尔·克劳在文章中说到:他们在枣庄和抱犊崮之间设立通信机构,递送书信和小包。有人送绰号“土匪邮政”。他们还做了个粗糙的“邮箱”,准备了“正规邮袋”等等。那么,卡尔·克劳的所谓“通信机构”是不是一个“私人邮政”机构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私人邮政”及“私人邮政”机构?我们在《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邮票百科全书》乃至于《辞海》中,均未找到其解释。倒是《新编集邮词典》有个解释:“不是国家办理的邮政机构,称私人邮政,又叫私家邮政。如我国早期民间通信机构、民信局、外籍人员开办的芜湖、重庆的商埠邮政,16世纪初意大利人塔克西斯创办的‘塔克西斯邮政’等均属私人邮政。”可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那么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苏维埃邮票”、“解放区邮票”又该如何去定位呢?可见,这个定义不够确切。
我国历史上的“民信局”、“侨批局”等,确实属于“私人邮政”机构;但是应该是指中国有了“邮政”之后的民信局、“侨批局”。如果连“邮政”都没有,又何谈“私人邮政”与“国家邮政”之分?商埠邮政、民信局、“侨批局”等,发生于邮政雏形时期或国家邮政不发达的背景下,但它们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允许、支持,至少是默许。它们有自己的历史、规模、机构、邮路、邮工、邮资、收费等等,是中国邮政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链条,可卡尔·克劳的所谓“通信办公室”是这样的一个链条吗?显然不是。再看我国历史上有过的“私人邮政”邮票,如清代的威海卫专差邮票。这种邮票就是当时的外商邮政代理机构在威海卫和烟台之间经办专差投递业务而发行的。还有其他的商埠邮票,都是以邮政通信为第一目的,而决不是“玩笑”的“赠送”的作品。
很显然,卡尔·克劳的所谓“通信机构”,与这些大不相同。首先它没有得到正式的邮政当局或当地政府的认可、支持或批准,乃是临时发挥、方便性的行为,是一个偶发事件的产物;其次它的产生是“搂草却打了兔子”,“搂草”——解决人质危机是正事,“打了兔子”——帮助人质收发信件则是“顺便”所为;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邮政机构完全能够达及此处,只是由于一个突发性政治事件造成的局域性“真空”而已。倘若认为其是“私人邮政”,那么我们现在某个人若突发奇想或出于某种目的,去准备几个“邮袋”,刻几个“戳”,收集一些信件,然后去送发,更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管理机构的允许,岂不也成了“私人邮政”了吗?显然,这是荒唐的。
诚然,卡尔·克劳的所谓“通信机构”也确实收发并转递了旅客的信件,甚至也为“土匪”收了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是“私人邮政”机构在发挥作用。它的作用,充其量相当于一个“收发室”;如果非要去拔高其地位,至多勉强算个应付突发性事件的“临时代办所”而已——但也决不是“邮政代办所”。
从邮展规则角度来看抱犊崮“土匪邮票”封片
既然所谓的抱犊崮“土匪邮票”不是邮票,也不是收费票,更不是私人邮政机构的产物;那么为什么现在成为一些集邮家搜求的对象甚至身价倍增呢?我们觉得有三个因素:一是国外集邮界对此缺乏了解和某些人错误的理解甚至误导;二是邮展规则的发展和修订使之成为一种“边缘性”邮品;三是它本身具有的历史纪念意义。
近几年,FIP邮展规则有了新的修订和新的理解,开放类邮集也应运而生。一些和邮集主题有关的非集邮素材比如烟花、参观券、啤酒罐等也可以走进邮集中,更何况所谓的抱犊崮“土匪邮票”封片,就是邮政历史类邮集也允许有相关的复合邮品进入。如FIP邮政历史委员会主席布莱克先生在他的《什么是邮政历史》中指出的“地方邮品”,定义为“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邮政当局承认和支持的私人邮政机构印制的邮政用品,仅仅在一个地区有用”。
那么,就所谓的抱犊崮“土匪邮票”封片本身来说,它的意义或者说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它的历史纪念意义。至于它的邮政意义,我们认为:凡是当时从抱犊崮那里寄发出或收进来的邮件,只要能够证明是真实的,就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在于有没有贴所谓的抱犊崮“土匪邮票”的这个标签。换句话说,所谓的抱犊崮“土匪邮票”封片是由于抱犊崮事件而变得有价值,而非由于它的本身。
总之,所谓的“土匪邮票”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事件下产生的“趣味品”,它只是纪念了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它客观地反映了因这一事件而带来了客观上的“邮政意义”,那也只是“玩笑”之后的余味,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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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集邮报 作者:王建 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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